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

　　罹患肺癌的老革命刘大墉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对社会变化始终保持着高度敏感，他嗅到了新气息，反复对四个儿子说：“时代变好了，机会难得，你们要珍惜，要好好把握。”

　　曾组装过电视机的四兄弟做出一套时髦的音响，在百货公司里试放反响热烈。

　　可是他们没有钱，最沉默的老三陈育新(原名刘永美，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被过继到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陈家)想到一个办法，与他所在的生产队合伙。但是公社书记一句“你们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让刘氏兄弟与“电器大王”擦肩而过。

　　虽然音响不能做，但封闭日久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迫切需求变革是大势所趋。在东南沿海，“地下工厂”丛生。心思活络的鲁冠球在工厂门口挂了四五块牌子，年产值已超过300万。

　　虽然地处内陆的巴蜀，四兄弟也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他们不安分的心不可能停止跳动。工业不让做，城里不能做，那就从农村农业做起。

　　各种政治运动已经把农村经济推到破产边缘。穷则思变，农村又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改革从农村突破是必然，越穷的地方对改革要求越迫切。

　　不过，刘氏兄弟是主动投身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他们四人都是大学毕业，当时都有铁饭碗，刘永好1976年被分配到成都机械工业管理学校当老师。

　　学习农业的陈育新成了新津第一个辞掉公职的人。四兄弟达成共识，如果事情不顺利，保留工作的兄弟们要负责他的生活。

　　1982年10月1日，“中国企业元年”前两年，育新良种场成立。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潘宁、牟其中等人两年后才登上历史舞台。

　　依靠卖手表、卖自行车凑到的一千块钱起家，四兄弟从蔬菜种植到孵化鸡雏，从“鹌鹑大王”到“饲料大王”，中间经历了种种艰辛，甚至孵鸡时遭遇灭顶之灾，但在时代前进的洪流和百折不挠的奋斗下，他们在“万元户”的说法刚流行时，资产就已经过亿。

　　按照分工，刘永好主要负责对外工作，采购、销售、宣传推广都是他的活。头脑灵活的他是墙体广告的祖师爷，一手建立了经销商体系，也是他的有心，将企业引向饲料业。

　　但1990年前后，刘氏兄弟对未来产生了疑虑。年广久被关进监狱，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从20万家降到9万。在“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中，更多论调将私营经济定性为“资”，其所有者是剥削阶级。

　　刘永好的传记《藏锋》记述，原本希望饲料厂作为模范典型，参观人士络绎不绝，但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人来。他们去国营厂购买原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阻拦，招人也没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