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格雷：完全理解，但很多公司很难做到。

“我希望50年以后，江小白就是一个文化品牌，一个很强的文化IP…

陶石泉：是很难做到，我对于未来，我看后面50年，做完8年了还有42年，我就希望50年以后江小白就是一个文化品牌，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很强的文化IP，甚至于未来它会衍生出服装，或者其他的东西，不好说。

陈格雷：确实有可能衍生到其他地方，但我觉得不用刻意去做。

陶石泉：因为我只要有时间尺度这个把握，我就不会刻意，因为没有谁规定我必须要在10年之内，必须要在3年之内，第一个财报年度内我就把它完成。

所以我说的就是，在最上层和最下层极度感性，在这里做判断都是感性的。而在中层方面，我的决策逻辑和组织体系，都是很理性的。我在商业这一块要确保成功，我们用非常理性的商业去做，这叫职业化，去把它做到最好。有了中间层的保障，往上下两层我就能打通。

陈格雷：是啊，很多企业之所以做不到，就是欠缺了上下两层。

“文化生长的力量，第一个来自于用户，另一个来自于员工本身，让公司有自下而上的发展。

陶石泉：再补充一点，我希望我们的品牌，带给用户是愉悦的，除了酒是物化的东西以外，至少有一半是精神层面的愉悦。那既然希望对外创造用户价值是愉悦的，如果我们公司自己这帮人都不愉悦，那你纯粹扯淡。你的根基就不存在。所以要达成内外一致。

我们做文化的事，基本上就取决于，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真正喜欢的，如果不喜欢，任何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来找我，我们基本上就很难推动。

文化生长的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来自于用户，我们可以保持非常强的敏感度去观察用户，知道用户希望我们做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我们员工本身，要保持这个，让公司有自下而上的发展。这很难做到，因为要对抗的是组织的系统性，公司的规模，以及所有的，跟管理文化有关。

陈格雷：还有以KPI为考核的逻辑，广告传播追求数量的逻辑，都和这个是相撞的。

陶石泉：我们做的既感性又理性。我理性的一部分，我原来算过一个账，原来体量小的时候，我一年可以拿100万去搞这个东西。

△《我是江小白》动画剧

未来如果我能力再大一点，在文化上面我一年投一个亿投两个亿。如果真是这样，我先把这个大帐算好，如果我们企业摒弃掉用户价值大于普通价值，如果只认为股东价值最大，那我一年多赚两个亿，我就多赚两个亿，我一定要赚到自己包包里面，其实那是错的。如果我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可能用一个亿两个亿，我要用一部分反馈给用户。去做文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