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会骑自行车的人不一定能教会别人骑自行车一样,即使年轻人自己抵制谣言的素养相对高,也不一定就能当好教练。”何凌南认为,治理中老年人传谣信谣问题要交给一些专业机构。以往,人们把辟谣看作是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责,今后,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把辟谣作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快速生产和发布辟谣内容,利用社交网络,阻断谣言传播。同时,要生产中老年人看得懂、传得开的辟谣内容,增强辟谣内容的权威度和可信度。

“在中老年群体中,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权威程度和可信度更高,加大力度与政府和权威机构合作联动,可以让辟谣内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何凌南说。

赵占领认为,治理谣言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多种手段结合。涉及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要及时打击,加大打击力度。许多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社交平台应当采取措施完善谣言举报和处理机制,影响特别重大的谣言要在显著位置提醒用户。最关键的是中老年网友要提高辨别能力,不过,受知识、背景、经验的限制,这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

治理谣言并非无法可依。郑宁认为,最佳辟谣方式应是政府权威信息供给、媒体及时跟进、网络自我净化三者联动协同完成。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在运用科学缜密的监测手段,及时发布预警、正确处理和反馈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与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

“难点在于对造谣行为的认定,法律惩戒程度不够,法律制裁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郑宁说,从立法、执法到司法,再到公民的法治意识,都需进一步提升。要确立作为执法主体的不同部门的执法资格、执法范围和执法权限,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避免职权重叠或产生盲区。要强化问责,加大对传播虚假信息者的惩处力度。

□ 法制网记者 张昊

□ 法制网见习记者 王卫 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