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在一个国家与个人、国企所有权与经营权边界并不太清晰的社会，到底怎么来界定褚时健在红塔集团、国家与社会中的历史功绩及其个人权利与享受边界，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尤其是在烟草这样一个类纸币(据悉苏联解体时由于法定纸币贬值得厉害，一些地区的民间市场甚至宁愿把香烟当作一种硬通货)、绝对垄断的领域，把一个建基于其上、同时又在烟叶等自然资源中占据得天独厚优势的企业，其为国家所作的税利贡献，过分归结于烟草公司老总个人能力与责任担当身上，至少需要多一些小心翼翼的求证。

　　毕竟，如果说褚时健确实为国家贡献了1000多亿利税，但其是在占有多少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国家资源的基础上创造的呢?这1000多亿的利税贡献中，红塔集团内外部其他员工、合作者的贡献权重，又应该怎么计算呢?如何来计算烟草本身的负外部性，以及褚时健因此给烟民、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甚至，当褚时健幸运地得到红塔集团老总位置，却还在斤斤计较于个人利益与贡献不对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还有多少只能埋没在工厂、民间或历史烟尘中的高手或有能力的下岗职工，连摸一下老总位置的机会都没有呢?等等，等等。

　　在这一点上，一位中国式阿米巴经营行者——广州柏明顿管理咨询集团首席顾问胡八一博士，似乎看得更为明白。“褚时健现象表面上是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制度与人性的冲突悲剧，实质上是中国人思想意识中阿米巴精神匮乏的悲剧。”胡八一认为，在阿米巴的理念中，健康的企业一定都要充分尊重个人权力，但个人权力的边界在哪里，需要一套类似中国式分算奖性的组织划分、权力下放与量化以及科学的激励约束制度创新来支持。否则，就像褚时健与红塔山一样，彼此关系按原来规则看本来很清晰，但由于规则不合时宜又不能进一步分算奖，让褚时健心态失衡，一步步越界犯规，进而让潜规则不断侵蚀着显规则，殃及自身。

　　“那些为褚时健毫无原则地唱挽歌的人，其实也是免死孤悲，表面上悲歌的是褚时健的个人遭遇，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人性弱点在开后路。只是人性弱点本身也需要限制，要不步子太大，就容易扯到蛋。”胡八一说，在阿米巴经营理念中，人性的两端其实都要不得。“阿米巴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本精神，这种精神尊重经济人，但更倡导社会人，主张追求个人利益部门的同时，一定要顾及好企业整体利益。如果不能在其间做好平衡，不能把自己人性弱点关进笼子里，赋予自己过多自由，却不能承担相应责任，很容易酿造悲剧。实际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还是民营企业进一步制度创新，都可以运用阿米巴思维来进行，只是阿米巴价值理性一定要讲透，阿米巴工具理性则一定要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