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以上负面虽然最后得到了褚时健坦白承认，甚至通过媒体记者新闻渠道的公开道歉，但现在看来，彼时似乎并没有任何因褚橙质量受损的消费者，得到过前者哪怕一丝一毫的实质性赔偿。而这事如果放到市场经济发达与法制健全的社会语境中，放到一个真正有点责任担当的品牌身上，所谓橙子事小，失节事大，其至少也会像征性地玩个召回制度，以收拢消费者与社会人心吧?遗憾的是，褚时健并没有这样做。

　　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的社会舆论与消费者还是选择了宽容，因为现在看来，褚橙的品牌形象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特别影响——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其既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毕竟，仅仅只是因为一箱或几箱橙子的事，谁会与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一位因为“在红塔一事上好像吃过亏”，却愈挫愈勇、情怀满满的创业老人，而且很可能是资本金并不宽裕的老人，去刻意计较呢?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感觉：褚时健实际上并不冤!甚至相反，其一直都是时代的宠儿。当然，在一个“黑猫白猫，抓到耗子的便是好猫”的年代，舆论上这种对待财富英雄无原则的宠溺与宽容，多少也可理解。只是，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一个宽容的市场与社会环境不太可能孕育出一个伟大的品牌，无论是红塔山还是褚橙，应该也同样逃不出这种逻辑。

　　价值理性要讲透，工具理性要做深

　　何况，长远来看，“丁是丁，卯是卯”，如果听任舆论一味误导，甚至听任褚时健神话(这个神话的核心就是储时健劳苦功高，功足抵过，翻盘能力强，有足够的创造性破坏式的企业家精神)一味洗脑，把情与理混为一谈，乃至该讲理的时候来讲情，甚至偷换概念(褚时健即企业家精神的代表?)，那么，本来混沌的社会很可能走向更加混沌。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当时那些对待褚时健的规则不合理。理由是相对于其在位玉溪红塔18年间为国家贡献的一千多亿元的利税，作为国企老总的褚时健的个人薪金实在是少得可怜：整整 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这与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严重不成比例。

　　诚然，这样的制度设计，既不符合人性规律，也不利于国进一步做强做大。甚至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褚时健的“出头”，客观上推动了国企老总激励约束机制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自此之后不久，更为合理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年薪制开始出现。这似乎也是在褚时健案例中，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正面意义。

　　但这种正面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值得放大。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即使有些规矩不合理，你不想遵守，也必须是在退出原来的位置后再来重新选择与站位，而不是一边高举红旗一边反红旗。这种左右逢源、长袖善舞行为，即使不能说是卑鄙奸诈，也应该算得上是乡愿萎琐。而如果我们把带有这种行为的人当作时代英雄、励志榜样来打造，会不会让人感觉有点沆瀣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