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经济的发展会创造新的就业形态，新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社会保险模式之间会产生不协调。特别是城镇就业市场本来就是“二元”式的，过去对灵活就业、农民工以及下岗再就业人员，以及一部分新成长的劳动力覆盖还不高。在新的就业形势下，更是创造了更多灵活就业形式，比如送快递的“骑手”，这类就业形式和原来的社会保障关系就更疏远了。如何重新构建一个新型社会保障方式、模式去适应新就业形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型就业模式中还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中占比已经相当高了，因此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要让他们在城市落户，得到城市居民身份，至少让他们和城市就业群体没有差别，这是一条根本的出路。

　　第三个政策建议，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制度形式。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配置人力资源的市场机制。人力资源是一个特殊的要素。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载体是人不是物，人既是劳动手段，也是发展目的。其他物质要素可以优胜劣汰，但人却不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得到保护。因此，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哪怕在比较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中，也是结合两种方式来予以配置的。一个是市场供求机制，用工资来调节劳动力配置;还有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立法执法，以及工会的作用等，均不可或缺。这种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还会有新的要求，一个是要与时俱进，与新科技发展相适应;另一个是要特别针对新就业形态的情况，让劳动者得到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保护。

　　近年来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劳动合同制度也发挥了应有的保护劳动者的功能，而不是相反。一直有人认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立过早，最低工资制度减少了就业，劳动合同制加大了企业解雇工人的约束，都抬高了劳动力成本。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归根到底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必然结果。

　　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进步和应用千变万化，产业结构调整日新月异，意味着技能也是瞬息万变的。今天，你花了几年时间学到一个看似不错的技能，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得到了期望的工资，但也许这种技能很快就被机器人替代，失去这个岗位的风险是很大的。那么怎么办呢?归根结底要靠教育，其中首先是通识教育，即提高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人的学习能力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这个是比单一技能更重要的。而这不能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获得。因此，我们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掌握平衡，两者必须融合，不能说搞职业教育的就着眼于技能，必须要有通识教育，必须要让受教育者有认知能力的提高，否则在瞬息万变的劳动力市场上就难以适应。人力资本是关键，人力资本也要符合需求导向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