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各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其中有些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一种较为典型的误解认为，中国将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重走自我循环的老路。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从理论上清晰地阐述了以下问题：一是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是“两头在外”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二是在逆全球化浪潮和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国要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就必须开发和利用我们的内需市场；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为了用内需来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而绝不是为了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四是中国发挥内需潜力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而且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4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全球化战略的实施，是在客场进行的。为什么没有在自己的主场进行？因为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或不良，既无法消化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也无法引导或决定资源配置。因为人均收入低、消费能力差，如果企业仅仅瞄准国内市场，就没有办法通过销售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经济转轨中虽然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迅猛增长，但由于国内市场分割或市场主体的信用不足，企业发现我们的国内市场往往是看起来比较大，而实际可利用的规模和效能并不大，企业就更愿意选择出口销售。

客场经济全球化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内在的原因是我国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比较优势，切入全球价值链后进行全球竞争，我们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客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战略。一是过于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对自身发展资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自己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这一重要竞争优势；二是长期进行国际代工，不仅难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并取得高附加值，而且容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遭遇某些国家的抵制，丧失发展的自主性；三是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廉价要素不再是竞争优势，逐步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成为真正的优势。

为此，要尽快把在客场进行的、以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升级为在主场进行的、以利用内需为主的经济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要利用内需，对全球开放市场。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不是用区域来划分的，而是一个开放与否的概念：市场只对本国开放，就是国内市场，如果对全球各国开放，就是全球市场。

这样一来，一是内需就成为实现全球化战略转型的工具、资源和手段；二是中国市场成了全球市场后，新一轮的全球化将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内需市场开放是更大的对外开放；三是可以利用内需来促外需，即一方面用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发展创新经济，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依托于庞大的内需，实现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的优势，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走上去和走进去。

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显然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搞自我经济循环，而是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显然，这是跟客场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

推进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其意义在于：其一，有助于促成将我国处于分割状态的“行政区经济”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把区域分散狭窄的市场聚变为国内统一强大规模市场；其二，从利用别人市场转变为利用自己市场，从根本上转变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和机制，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要求；其三，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虹吸全球先进创新要素。如果我们可以据此塑造一些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如全球性宜居城市来广泛吸收先进的高技术人才，那将极大地推动创新经济格局形成，从而有利于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见，实施在新场地展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基本前提是假设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内需或超级市场规模优势，且这个市场可以给全球的资源和要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未来我们新的战略资源观，也要由过去要素的性价比高的比较优势，转向现在的国内强大市场优势。未来国内强大市场甚至可能是我国的绝对优势，是国家产业安全的保障和竞争力的来源，必须在十四五国家战略规划中给予充分重视和利用。

从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报告，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内需规模名列世界前茅。从市场的量方面看，我国现在内需接近100万亿人民币，其规模不能说小，但是内需的结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内需中消费比重低、投资比例过大，如2019年最终消费占比为55.4%，同期资本形成占43.1%。与发达国家最终消费一般占70%、甚至80%以上相比差距很大；二是不仅人均GDP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间差距较大，后者水平较低，而且可支配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大约有6亿人口处于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水平，这部分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应也很低。从市场的质方面看，我们还没有真正建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体系，行政区经济、市场信用度不足、行政垄断以及对内开放不足等，是目前中国市场发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会给双循环的企业造成很高的交易成本，阻碍通过内需支撑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这需要进一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尤其是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重点突破要素市场的改革难题。要素市场改革是中国统一市场形成的难题也是突破口和关键环节，从而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重大调整的基础。如果无法实现由客场市场利用向主场市场利用的转型，我们就仍然要把经济转型升级和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和其市场上，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因此建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体系，成为形成国内市场为主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