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所说，正是契合了弗里曼在《技术与经济绩效》中提到的：在人类历史上，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有许多制度、组织的创新，是一种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中美之间体量相当，中国营销水准也在追赶和跨越中。相对来说，中美之间从营销层面、从微观视角上的对比解读，将更能反映中国营销的未来和中国经济的未来。

　　再具体到40年来中国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语境下，难免会让人想起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将可能引发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代的全面解构。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归原典儒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丰足的人性与温暖的人情。”这段话，给了经济学——“经济危机中的头号输家”——以更多的不同维度上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危机，从来都是猛烈的催化剂，在引发人类痛苦的同时，也催生着伟大的进步。它将深刻影响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伦理、认知、方法……

　　薛定谔先生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明确提出，生命以负熵为食，即生命依靠从外部环境摄取负熵来维持和发展。同样，企业组织作为另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也需要负熵来维持组织的活力和基业长青。

　　对于企业组织，这个负熵，毫无疑问，只能是知识。也唯有知识，能带领我们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进行同步的跃迁，去迎接宿命中已知和未知的挑战。“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历史赋予中国营销人无可回避的时代“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