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7月的长生生物疫苗质量问题，到2018年岁末的权健百亿帝国阴影，我们再次看到，当资本的扩张既没有外部约束力又没有内在自制力，人的健康权利会受到怎样的威胁。
现在搜索“权健”，百度会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请在正规医院医师指导下就医。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能当“事后诸葛亮”?简单批判企业盲目逐利是容易的，但如何让企业除了为股东创造价值，还能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内化，做到义利兼顾?
企业发展战略的再考量：长远主义
从国际视角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股东资本主义和虚拟资本主义的反思。此后既有《21世纪资本论》《断层线》这样从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的巨大偏离开展的反思，又有以麦肯锡前董事长鲍达民为代表的“从季度性资本主义向长期资本主义转变”的倡导。总体看，追求长远主义，实现利益相关者均衡，建立使命驱动的长期性组织结构，是一个基本共识。从企业到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强调，从长期看，一个公司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每个健康的、表现良好的公司都有义务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帮助社会、善待环境，而这些做法可以增强公司的生存能力与竞争能力。公司应该为顾客和社会解决问题，而不是成为新问题的制造者。
仅靠倡导必然是不够的。逐利的冲动会一直扩张，直到遇到无法逾越的边界。要塑造“无法逾越的边界”，制约唯利是图的恶德，媒体和资本市场都能起到作用。2018年中国新媒体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是兽爷的《疫苗之王》，还是丁香医生对权健帝国的揭露。同时，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奖励那些做得好的善公司、绿公司，惩罚那些失责公司、败德公司，也能校正市场评价标准，令正道畅顺，歪门邪道消弭。
回顾过去40年的中国公司历程，大致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是逐步商品化、市场化、经营自主化的阶段，90年代是探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21世纪的前十年是进一步和世界市场、国际规则接轨的阶段，最近十年则是越来越倡导高质量发展和公司社会责任的阶段。
2005年，中国首次明确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属性。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2008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企业应该树立全球责任观念，自觉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截至2013年，中国的央企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全覆盖。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企业社会责任3.0：以利兴义
去年《经济学人》杂志发布了一篇自由主义的再宣言。文章指出，真正的自由主义，其赖以确立的理念是以市民的方式(civic for all)尊重所有人。
首先是自由：让人民做他们想做的事;
其次是共同利益：人类社会可以成为所有人福祉的联合体。
现在问题就出在第二点，共同利益的分享感不够。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从这个定义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1.0版本应该是“利不害义”，即依法履行在公司治理、劳工权益、消费者利益等方面的规定。
企业社会责任的2.0版本应该是“义利并举”，即社会价值提供了企业存在的真正理由。比如微信，高效便利地建构了社群，在此基础上也开发了很多连接赋能的工具，提升个人和产业的效率。它驱动商业化的前提是，你能帮助社会解决什么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的3.0版本是“以利兴义”，即用商业化的方法，发挥企业家的精神，实现社会价值。在此过程中，商业利益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已经不是优先目的。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提出了社会企业创新(CSI)，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到“社会价值最优化”，从根本上实现那些被遗忘的人群的权益，推出几美元的太阳能照明设备(相较于上千美元的正规商品)，200美元的早产儿保温袋(相较于2万美元的正规商品)等等，让发展成果被更广大的民众所触及，产生普惠影响。
市场经济的源头是1776年的《国富论》，但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还写道，“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而谋，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关怀社会，关心他者，才有人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好的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还要将人文精神注入到社会中，让社会的获得感和经济增长相匹配。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作者：人文财经学者，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