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云南玉溪是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这里风景秀丽，还因为这里是对很多烟民来说近乎是一个朝圣之地，“天下烟叶在云南，烟叶之乡在玉溪”。

从1973到2018，中国高端卷烟典范品牌——“玉溪”，走过了45个春秋。为纪念这一辉煌时刻，2018年9月26日，红塔集团在中国烟叶之乡、“玉溪”品牌诞生地——玉溪，隆重举办“清香之宗 品质玉溪——‘玉溪’品牌创牌45周年纪念。

45年前，红塔前辈们怀揣“做一包世界一流好烟”的初心，用企业最好的原料、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工艺、最好的人才“四个最好”创立了“玉溪”品牌。最近10年，“玉溪”品牌累计销量1122万箱，销售收入5649.5亿元，为国家创造税利2948亿元。

玉溪品牌参与者、见证者褚时健亮相现场

作为烟草行业的泰斗级人物，褚时健老先生亮相现场，并通过采访视频的形式为为“玉溪”品牌送出深情寄语。

他说，“玉溪”品牌在市场上表现好的主要原因是原料品质，现在我们的条件已经更好。烟草储备多，种植基地多，烟叶质量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会有一个很好很快的发展。

活动当天，91岁的褚时健，回到了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红塔集团”，放下曾经沧海，真乃大师风范。

褚时健，少年时，抓过鱼，种过地，烤过酒，挑起了家庭重担，青年时，重新求学却遭遇战争 ，扛过枪，打过仗；解放后却没能逃脱“右派”的命运，年过半百时接手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经过努力，将其打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集团企业，然而，巅峰跌落后，经历坎坷的他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时，已经80多岁高龄，从昔日亚洲烟王，到今天的中国橙王，多次触底反弹并屡创商业奇迹。

褚时健「红塔山」帝国崛起史

褚时健的人生，是两段传奇，被一道铁窗隔开，一段叫“亚洲烟王”，一段叫“褚橙”。

褚时健，原红塔集团董事长，昔日赫赫有名的“亚洲烟王”，中国最具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

1979年10月接手玉溪卷烟厂时，褚时健已年过半百。他用17年的时间将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连年亏损的玉溪卷烟厂，打造成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五的大型集团企业——红塔集团，成为国家税利第一大户。褚时健也成为“亚洲第一烟王”。

1999年1月，因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1年，73岁的褚时健获减刑，保外就医，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子。十余年后，“褚橙”年产1万吨，利润超过6000万元，被称为“中国最励志的橙子”，风靡全国。

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虽然有生产好烟叶的自然环境，但是，云烟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云烟，品牌洋烟占据市场高端，成为国人一大遗憾。

褚时健主管玉溪卷烟厂，摆在他面前两条路，一条是“混”，如大多数国企干部，明哲保身不作为，任凭国企自生自灭;另一条是冒险创新，带领全厂职工在改革的环境下，让企业盈利，不辜负国家期望，也给企业职工带来福利。他认为盈利是做企业的天职，而要想盈利，就要胆子大、脑子快、动手狠。

褚时健决定挑战传统，把洋烟占领的市场夺回来。1986年，褚时健大胆地进行技术改造，从国外引进一流设备;他学习国外种烟“秘籍”，与农民合作播种试验田，并且对烟叶的生产加工全过程进行技术改造，手把手教授种植烟草的知识，规范种烟方式，而且将烟农当做“第一车间”职工;他还在产烟体制上首创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三合一”的管理模式，使得云烟畅销中国誉满全球。

一个事例可以说明褚时健的先见之明和胆大心雄。那年，他发现，经常因为缺电而影响生产，因此提出与国家电力总公司合作修建大朝山电站，但电力总公司在国家没批准之前无法贷款，褚时健就用自有资金让电力公司先干了起来，褚时健为此项目投资30多亿，两年后当项目被批准时，电站已经建成。

《云南日报》第一天发布消息说云南大朝山水电站项目获得批准，第二天又发消息说“大坝顺利合拢”。这两条信息让外人摸不著头脑：神仙下凡了吗?电站建得这么快，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种玩笑在褚时健那里见怪不怪。在1981年到1982年间，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推动国企改革，但是在分配制度上却因为涉及敏感问题太多，效果极不明显，没有太多企业去触动“雷区”，因为分配制度上接现行经济体制，下接个人利益得失，稍不小心就会乌纱帽不保。

相比之下，褚时健显得特立独行。当年讲集体为先，个人在后，提收入谈享受是羞赧之事。但褚时健是一个注重实事求是的人，他多年在基层工作，对于平均主义带来的弊端深恶痛绝。在主管新平糖厂期间，他就开始尝试按产量来计算工人奖金。事实证明，人的劳动积极性必须与自身利益挂钩，才能持久。

1993年12月19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与褚时健在一起。

“踏雷”，引进先进生产设备

20世纪60年代，一款名叫“万宝路”的香烟在美国问世，一炮打响，走红全球。而到了80年代初，中国的电视观众都会记得那则荡气回肠的万宝路广告，“人马纵横，尽情奔放，这里是万宝路的世界”。生产万宝路的菲利普·莫里斯是世界第一大烟草公司。万宝路在让中国烟民过足了烟瘾的同时，其价高却热销的情形也让中国人民惊呆了。结伴进入中国的555、骆驼、健牌等洋烟也都以高档香烟的形象横扫中国市场。

褚时健经常将这些洋烟拆开包装看看。研究多次后，他对同事说：“不奇怪了，洋烟烟丝好，技术好，我们没有做到。”为此，他去国外考察，仔细观摩美国工厂的规范化运作，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从原料的选择到卷烟的生产等一系列环节令他脑洞大开。尤其是企业对原料、设备和在厂务管理上的充分自主权让他羡慕不已。

美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和企业的活力正是中国国企所缺乏的，他得出结论：要想获得好的卷烟品质，一要有先进设备，二要有优质原料，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条，要有好的管理机制。

褚时健留影于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

说到设备，彼时的玉溪卷烟厂，90%的机器已经运行了几十年，老旧程度不堪入目，改造起来并不容易。经过不懈的努力，褚时健获得了批准，能够去欧洲进口设备。

褚时健留影于意大利波罗尼亚

他率团先去了意大利，后又去了德国，终于在德国最著名的烟草机械生产企业豪尼公司看到了一批能够满足玉溪卷烟厂需要的设备，特别是那台能够将烟丝烘得卷曲漂亮的烘丝机让他印象最深，据说，这套设备一天产能达到5吨，出成率80%以上，通过这套设备加工的烟丝香味醇厚、色泽美观，烟叶损耗也低。

褚时健在澳大利亚

但为了引进先进设备建新厂，褚时健又一次“踏雷”。事情出在投资规模上。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决定投资8亿上新厂——关索坝工程。

8亿的预算投资，光是进口设备就是4亿多美元。完整的一条生产线，制丝、卷烟、包装，一下就把生产能力扩大了两倍，这本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有“小人”翻出一份国家计划委员会20年前的老文件，说扩大生产，其规模不能超过原有资产的30%，超过就违规。按照这个说法，玉溪的“关索坝工程”不知道超过了多少倍。

20世纪80年，云南玉溪卷烟厂的技术设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红塔山”风靡全国。每到香烟订货时节，玉溪市大小酒店都住满了经销商。图为玉溪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右）与副董事长字国瑞。

此文件精神必然制约玉溪的发展，甚至可能让他进监狱，不得已褚时健北上，直接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讲了这件事的原委。邹家华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有什么不让干的?”褚时健连忙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报告，终于获得了领导签字“认可”。 这也算是褚时健险境遇贵人了。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与褚时健在一起。

访美，寻找烟草种植“秘籍”

设备更新后，随之而来的是原料即烟叶的问题。他研究了万宝路等国际香烟品牌，发现它们与国内香烟最大的区别就是烟丝品质。

此时，几乎所有的烟草资源都在国家手里，烟厂获得原料供应，申请的程序非常复杂，并且很艰难。曾经，褚时健为了得到上好的烟草，动用香烟串换的方式，从灵活的广东商人那里得到过一批进口原料，但却因此背了个“党内严重警告”，还被冠上“投机倒把”的罪名。

1991年4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元（左二）在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左三）陪同下视查玉溪卷烟厂。

但他从不放弃获得好的原料的努力，因为制造业一线的人都明白“产品品质三分靠设备，七分靠原料”的道理。烟叶的原料品质是决定烟厂命运的关键所在。 而对于有产品品质“洁癖”的褚时健来说，只有先进设备没有优质原料，仍然是一大遗憾。

此时，一个叫做左天觉的美籍华人出现，成全了褚时健，成为了褚时健发展企业的又一个贵人。

左天觉与褚时健是同代人。1947年赴美留学，毕业后留居美国，成为美国农业、特别是烟草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梦想是发明“安全型香烟”， 即降低烟草中尼古丁等有害物质对人体的伤害。认识褚时健后，他觉得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志同道合发展烟草业的人。“褚厂长，我愿意帮助你们”，他诚恳地对褚时健说。

1991年，褚时健在泰国

左天觉为褚时健安排了访美考察，还向他引荐了一个名为琼斯的美国人。琼斯出生在烟草世家，祖上三代人都是烟草行业的博士。左天觉和琼斯先行考察了云南的烟草种植，肯定了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昼夜温差大，适合烟叶生长，但还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烟叶成熟度不够;第二，肥料结构错误且营养不足;第三，种植密度大，光照不足。

而褚时健带着“为什么万宝路卖5美元每包，销量还那么好”这个问题来到了美国。他主要考察了美国两个与烟草关系最为紧密的州――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

时任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中）视查玉溪卷烟厂。

北卡罗来纳是美国最大的烟草种植区，美国一半的烟叶产自这里;弗吉尼亚则是美国烤烟发源地，该州议会大厦顶上的装饰――褐色烟叶图案说明了烟草业在全州的地位。弗吉尼亚沿海低地土壤肥沃，气候适宜，20世纪90年代后期，弗吉尼亚烟草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驰名中外的万宝路的烟丝就产自这里。

褚时健在考察中发现，美国所有的烟农都配有种植烟草的“秘籍”，这是一本详细记录烟草种植方式的小册子，其介绍之详细，表述之清晰，能具体到种植烟草间的株距行距、每月据温度而改变的浇水量，以及烟草收费的各种指数等，这个发现让褚时健大开眼界，如获至宝。

从美国回来后，褚时健就开始有建立烟草基地的想法了。经初步试水，褚时健发现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危机后面更多的是机会。虽然挑战旧的体制和旧的习惯是所有改革者面临的最大障碍，但是，与那些内心纠结却不做反抗一味等待的企业领袖相比，褚时健认为，机会正在争斗中，为此他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1991年1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昆明海埂训练基地会见褚时健厂长。

“第一车间”，培育优质烟叶

褚时健决定打破旧有的体制，创建适合于烟厂发展的新的机制，烟草基地和香烟管理体制的“三合一”是他的“新玩法 ”。

原本，卷烟厂与烟草公司井水不犯河水，但越过这条红线将会怎样?如果贸然种植，能够培育出来优质烟叶则好，万一培育失败，所有的付出不就打了水漂?即使培育成功，烟草还要烟草公司售卖分配?那玉溪卷烟厂岂不是还要自己花钱购买自己的烟叶?

有问题就一定有办法。正巧玉溪地区的乡长求助褚时健，请烟厂借款10万元帮助农民发展水浇地种植烟草。褚时健认为机会来了，经过与其领导班子成员的反复磋商，决定与烟农合作，由烟厂无偿为烟农提供种植烟草的资金，但要求烟农按照他从美国学来的方法种植烟草，并将烟叶交给玉溪卷烟厂。一拍即合，乡长很快组织乡里400多户烟农与玉溪烟厂签订了合约。

带着一大摞合同，褚时健又来到了玉溪地区通海县，这里的烟草种植不仅历史悠久，面积也大，是云南乃至全国的烟草种植集中地。当时的何兆寿县长是一名思想比较开放的干部，但当他听褚时健说，由烟厂负责承包通海县1700多亩烟田，一切资金由玉溪卷烟厂承担，甚至烟农的种种补助也由烟厂承担，只要把烟田产出的烟叶全部交给玉溪卷烟厂时，何县长还是惊到了，这可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方案。

但权衡之下，他把握了一条底线：这种合作对烟农有利无害。 就这样，褚时健顺利谈下了5个乡1347户烟农的合作协议。 如此下来，玉溪卷烟厂便有了2418亩试验田，为此玉溪卷烟厂投资了50万。

褚时健在一次职工会议上，要烟厂职工将烟田视作厂里的“第一车间”。 “第一车间”的大面积开拓，保证了玉溪卷烟厂90%的原料供应。

1993年11月15日，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访问玉溪卷烟厂。

随后是将美国烟农的种植范本推广给烟农。当地科委和农科所的专家做了许多本地化努力，将美国范本浓缩为“烟叶种植十条规范”， 说是“十条”，其实是20多条，从量地、整地、植株间距到肥料配比、生长期等环节事无巨细地做出种种规定。

烟厂在玉溪地区培养了3000名烤烟技术辅导员， 让辅导员们下到每户烟农的地里，手把手地辅导以贯彻执行“十条规范”。一个村子40到50户烟农，烟厂分配两三个辅导员蹲点，烟草生长的每一个环节都把握好，每一个数据都控制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的栽种过密、肥料结构单一、过早收割的问题。褚时健保证，如果“十条规范”能够执行，并且使其烟草追上美国人的品质，那么就向所有的专家颁发总共10万元的奖金。

土地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能“以诚心回报诚心”的了。云南有光照和温差等优质烟叶生长的必要条件，再加上科学地种植，烟厂2418亩烟草试验田很快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平均亩产373公斤，高于云南全省平均亩产的242公斤;而且烟叶品质优良，中上等烟叶占比80%以上，而从前，中上等仅为20%。这种等级的烟叶制成高档香烟后，利润是中下等烟叶的5倍。

褚时健向外宾介绍优质的玉溪烟叶

农科所专家获得了褚时健承诺的10万元奖金(农科所第一批“万元户”由此诞生，“万元户”在当年是凤毛麟角)，烟农们也因为褚时健的改革而获益。到1988年，玉溪卷烟厂从烟叶基地收获的上等烟叶已经占到了全部烟叶的四成，中上等烟叶比例已经达到85%。特别使褚时健高兴的是，玉溪卷烟厂赶超自己心目中烟叶种植的旗帜美国，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留影于桂林

褚时健在烟草原料上的第二个创举是争取到“三合一”，这是褚时健的大胆的想法，他是要把烟草公司和专卖合同并入烟厂体系。

立刻有人跳出来说，“褚厂长的手伸得太长了”。 但褚时健想好了就不会因为流言蜚语而退却。“三合一”的想法很能体现褚时健的做事风格：复杂问题简单化，与其整天面对小矛盾，不如一次面对大矛盾。当时，他直接去找了云南的省委书记和分管烟草的副省长。这两人成为褚时健发展企业的新贵人。

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留影于广西灵渠

他们被褚时健说服，同意了他的“三合一”的想法，并且两位省领导的想法非常相似，“只要最终是为国家的财政收入着想，企业的形式如何是可以商量的。”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副省长指示“不发文件，即不以文件形式而是以会议决议的形式确定‘三合一’的通过，且只在玉溪范围内实施”。

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的合并给了烟厂充分的自主权，褚时健利用烟草公司设置质检岗位的权利，设置了31个质检人员，对收购来的烟叶进行全面检验，规定：初检不合格的要进行复检，复检再不合格就要处理。

“第一车间”以及烟草“三合一”管理模式，释放出巨大能量

因为烟叶有一个3年的自然纯化过程，褚时健从1985年开始试行的烟叶基地“第一车间”， 到1987年和1988年即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利税7.63亿元，年增长近50%(具体数据为49.7%);1988年，玉溪卷烟厂上缴利税11.9亿元;1989年更是达到20.3亿元。 褚时健的改革和他部署的“第一车间”以及烟草“三合一”的管理模式得到了广泛认可， 到1993年，玉溪卷烟厂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当年创利税达到85亿元，相当于当年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1992年3月16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江明（前左）视查玉溪卷烟厂

作为“中国年纪最长的创业者”，褚时健既是年轻创业者的男神，也是王石、潘石屹等商界大佬的偶像。

我不期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