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保护法治化，让市场竞争更公平，市场活力更充盈：我国首条民资控股高铁开始建设，中国联通打响央企混改“第一枪”，油气销售领域发力混改……统计显示，2013年至2017年，民营资本参与央企混改的投资金额超过1.1万亿元，省级国企引入非公资本超过5000亿元，省级国企投资参股非公企业金额超过6000亿元。

法治竖起“边界线”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更加“泾渭分明”

“给世界的最大惊喜”——2018年6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发布，拥有近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市场，又一次向世界亮明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决心。

半年后，“惊喜”又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公布，我国开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中禁止和许可类事项比试点版缩减了约54%。

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过去往往按照“正面清单”的理念来管理市场，准入文件繁多、审批程序繁琐，企业为了上项目“说破嘴”“跑断腿”的事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创新涌动的今天，“正面清单”更是难以穷尽，新动能常因“不鼓励、不禁止”的模糊监管而出现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厘清“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边界。“‘负面清单’有效压缩了政府在市场准入中的决定权，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无法随意对准入进行限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申海平说，参照负面清单，市场主体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需要审批、什么可以自主决定，预期更明晰更稳定，创业创新创造空间更大。

一张清单一大步。从“正面清单”思维下的“能做什么”，到“负面清单”模式下的“不能做什么”，政府和市场边界法定，实现了政府管理模式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因为法治能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加快市场经济领域有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让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更加“泾渭分明”，使社会经济关系调节更加有法可依：2013年修改《公司法》条款，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管制，大大降低了创办企业的门槛；2017年，《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公布，明确出资人投资监管底线，划定中央企业投资行为红线；截至2017年6月，我国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均已向社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