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财政政策中，提出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货币政策中，提出要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落实好这些宏观政策要求，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就能够有效扩大总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是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明年要努力促进居民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要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和消费场景的投资。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方面潜力很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在政策上适当支持引导就能够释放很大的需求。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和重大项目建设。要实施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三是积极稳定外贸基本盘，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要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要巩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发挥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优势，支持外资企业继续“在中国、为世界”，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

问：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规模有所下降，外界炒作“外资撤离中国”。引资规模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未来走势如何？下一步有哪些举措更大力度吸引和用好外资？

答：受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低迷、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今年前10个月我国吸引外资规模同比下降9.4%，但金额仍处于历史高水平，特别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增长32.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9.5%，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大幅增长。

对于近期外资数据出现的波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一是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一些国家推动产业和资金回流，出台涉华投资限制措施。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出台大力度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国际竞争愈加激烈。二是疫情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疫情阻断了线下考察交流，造成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误读，影响了投资决策。三是随着国内发展阶段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弱化。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比较优势变化发生梯度转移，这是经济因素决定的，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