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和“假打”，两词字序之差，词义却天壤之别。前者以净化市场为目的，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消费安全。后者则以“打假”之名，行“假打”之实，目的不是伸张正义，仅仅是牟取个人私利，甚至还因此扰乱了监管秩序。新华社日前报道就说，职业打假在网络上甚至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师徒传帮带、培训产出一条龙、专盯包装宣传瑕疵等。他们习惯通过“封口费”等手段威 胁企业，举报后还习惯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要求信息公开等手段向监管部门施压。

　　现实生活中，严格厘清“打假”“假打”两者边界，看上去挺难，但也绝非无法可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第二条就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这其实是从立法源头上，把合法维权和职业索赔给区分开来。2018年3月15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程序规定》正式施行，全市统一建立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系统，通过后台信息自动生成，便可准确识别判断是否重复举报与投诉。此外，上海、东莞等地也已率先发文，明确打击恶意索赔。种种举措无不表明，制假售假要打，但绝不搞“以恶惩恶，饮鸩止渴”式的“假打”治理模式。

　　事实上，仅就“打假”而言，没有人会比市场监管人员更专业，更熟悉法律和监管流程，更能清楚地识别制假造假行为。反之，如果监管、执法不到位，势必就会导致职业打假人去“补位”。拿深圳来说，2018年职业索赔176000多件；2019年上半年，经多方合力打击，职业索偿乱象有所遏止，快速回落到28000多件。其中，真正涉及产品质量问题、有价值的线索，不足万分之二。明知“假动作”，还得配合“场上跑动”，数倍精力投于这些职业索赔上，“假打”之害，可谓苦矣。

　　这就有必要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牢牢以问题为导向，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一方面，对于恶意举报、敲诈勒索等“假打”行为必须露头就打，毫不手软。此外，更有必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大幅压缩“假打”空间，保护商家合法权益。今年8月，安徽省芜湖市市场监管局就出台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首批梳理不予处罚的50项轻微违法行为，涵盖广告监管、证照监管、产品质量监管、食品安全监管等多个领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缝”还得靠怎么填补。引导商家守法合规经营，免责清单体现出监管部门主动作为。

　　说到职业打假人，想起王海，早年的一个标签性符号，也曾经是个有争议的存在。如果说，市场早期确有公众支持职业打假，反映出市场监管部分失灵、人们深受假冒伪劣之害，那么，而今更有必要从加大立法和监管上正本溯源、形成合力，努力提高公众维权意识，以此形成社会共治，真“打假”，打“假打”，严防职业打假行为“野蛮生长”、尾大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