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引进社会资本和职业经理时，构建什么样的合作机制更加科学？哪一类乡村适合哪一类机构主导运营？本土运营人才的培养以及村民素质的提升问题究竟如何解决？项目预算中是否应该将品牌推广、乡村运营的经费列入其中？

这些涉及要素重组、政策供给、管理创新的问题十分重大，我们不从路径设计的角度去研究总结推广，而是去决定乡村应该做什么、规定怎么做、评定做得怎么样，乡村运营的自由裁量空间难免受到限制，久而久之，乡村运营难免失去活力。

浙江安吉县的做法比较可取。该县以乡村为单位，将山川河流、林地资源、建设用地等资源进行整体打包评估，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融资贷款，一大批乡村由此解决了资金难题，步入乡村运营发展“快车道”。如此成效，只有通过县级层面的路径设计才有可能达成。

警示五

重政府主导轻农民主体

乡村建设究竟谁是主体、由谁说了算，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乡村建设走到了乡村经营的新阶段，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

乡村建设由政府投入为主，要求建设工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因此往往是政府做主；乡村运营是经营性行为，要求面向市场，因此更需要农民积极参与。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乡村运营中看到了太多的创业创新，一些题材和概念缺乏市场号召力，缺乏个性特征，很明显只能在行政系统流通。

概念性项目不是不该做，而是应该结合实际，做得“天衣无缝”。比如浙江桐庐县环溪村，因为都是周敦颐的后人，就抓住《爱莲说》这一文化根脉，从种莲、赏荷、酿造莲子酒，再到廉政教育、廉洁文化普及，进行全方位开发。

那么，如何让农民从袖手旁观地看，到摩拳擦掌地干？乡村工作一再证明，只有通过利益联结，才能真正调动农民。

第一个层面是引进外来资本，与村集体合股组建运营主体，实现保底分红，逐年递增，让农民觉得有利可图。

第二个层面，是加大力度招引乡贤、村民、本地大学生回乡创业投资，进行利益捆绑。

第三个层面，是发动全体村民众筹，共同参与业态的投资开发，让利益与人人相关联。

乡村运营所经营的，必然是农民的资源和资产，而农民对利益的诉求不仅朴素而且直接。因此，无论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应该将农民的利益与乡村运营深度绑定，从根本上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将其真正塑造成主体。

警示六

重运动传播轻系统推进

乡村运营离不开传播。但纵观各地，发现往往形式大于内容，搞的是运动式传播。

围绕着验收、开园等时间节点，大家习惯于“刮台风”“搞运动”。领导视察、媒体报道、开园演出，看上去热热闹闹、皆大欢喜，到了年底，总结起来亮点不少，但再看实际，乡村的未来并未被点亮。这种传播无异于饮鸩止渴，是对乡村一种“输血式”的救赎。